导游多次带我们体验“印度式过马路”,与“中国式过马路”很相似,不同之处在于印度的斑马线和红绿灯设置更少,我们过马路于是更奔放,导游在路边就地做手势拦车,我们一哄而过。有次我对同行的一加印度员工说:“这里过马路就像一场冒险,需要勇气和技巧”(crossing street in this area is just like an adventure, needing courage and skills),她大笑着点头,连声说“Yes!Yes!”
我在这边还见过一个叫“Public Eye”(公众之眼)的app广告牌,这个app受班加罗尔交警官方支持,能随手拍下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并向交警举报。我在Google Play上查阅了这个app,目前还没有举报“印度式过马路”的选项。
(Public Eye广告牌)
我在大巴车上还看到了一些很驳杂的景象:路上的印度妇女多穿着印度传统的纱丽,男性服装则已经彻底西化,T恤、Polo衫、衬衫、卡其裤、牛仔裤、西装之类,但有些确实又脏又旧;Levi's、tempur的店面就直接开在尘土飞扬的路边,而隔不了多远就是破旧的小卖部;路边还有三层的意式餐厅(招牌是“Italian Kitchen”),大落地窗一览无余,漂亮得像玻璃礼盒,而旁边不到100米就是一处尚未开发的荒地,丢弃了不少垃圾;抬头能经常看见飞鸟,有时三五成群,有时单独一只,都不像家养的鸽子。有好几次堵车的时候,我向窗外骑摩托的印度人点头、招手打招呼,他们也会笑着点头回应我。
一位同行的女记者说她想看看“高楼大厦围着贫民窟”的场景,我觉得班加罗尔市中心的繁华、便利程度完全不输北京,但我也在某个立交桥下看到了一些破旧的帐篷,覆盖了一层灰土,但没有看见有人进出,我还见到垃圾回收站(根据垃圾堆积数量判断)旁边也住了一户人家,一个目测不到6岁的孩子就坐在门口的地面上玩耍,皮肤黝黑,橙红色的袍式衣服已经脏得发灰。
其实这种反差在北京也存在,如果我坐着大巴车,从虎嗅所在的东四出发,一路向东,从二环一直开到东五环外,直到八通缐末尾的土桥,也能看到一个复杂的北京,只是我们可能已经对此早就习以为常。来印度我们自然就有了“他者”视角,对贫富差距也恢复了敏感和兴趣。
我们在班加罗尔先参加了一加的一场发布会,一加CEO刘作虎用英语宣布将与富士康合作实现印度本地化生产。
这是中国手机厂商在印度发展的新趋势,根据《财新》9月的报道,金立、vivo、小米、联想、华为要么明确计划,要么已经在着手实现本地化生产。在2015年2月印度政府出台新的税收政策后,对中国手机厂商而言,在印度本土生产、销售,要比在中国制造、印度销售少缴纳约12%左右的税。
我看见旁边的印度同行在用魅蓝Note 2,就和他搭了几句,他说自己很喜欢这款手机。这位印度同行也为一家科技博客storiesio.com写稿,还来北京参加过魅族的发布会,他对我这个中国人也很感兴趣,问我的名字和职业,我写了虎嗅英文站地址(huxiu.me)给他,他立刻就在手机上打开浏览。同一桌上还有一个印度同行拿着小米手机。那天storiesio.com对这场发布会的报道里有这么一段话:“更有趣的是,因为小米、金立、一加这样的玩家在着手实现本地化生产,我们能期待更快的物流,手机也能更容易买到,未来还会有更多可怕的价格战(fearsome pricing wars)。”
我们在班加罗尔的第二站是一加印度办公室。这里的陈设和国内互联网创业公司没什么两样,宽敞的开放式办公空间、桌上足球、懒人沙发、涂鸦墙,员工年轻、随意,女性也是现代西式打扮。我还和一加印度员工来了场桌上足球友谊赛,结果5比10惨败。我们在这里还遇到了一次短暂停电,不到一分钟就解决了。
一加印度负责人Vikas Agarwal和刘作虎介绍了一加在印度的发展状况,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一加利用了印度三大电商Flipkart、Snapdeal、印度亚马逊之间的竞争关系。“能把OnePlus拿下来,对他们三家都意义重大”,刘作虎说,而且对印度亚马逊的价值可能比另外两家更大,抓住这一点,一加与印度亚马逊签订了独家合作协议:在排他协议期间,一加只在印度亚马逊上售卖,而印度亚马逊在某个价格区间里也只售卖一加手机。
(一加印度负责人Vikas Agarwal讲解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状况)
我们第一天的晚餐在一家叫“The Black Rabbit”的西式酒吧。天色已晚,路上不时就有摩托车呼啸而过,几乎见不到女人,但酒吧里有几个,正在和一起来的男人聊天。这里和国内的小酒吧没什么区别,有免费的Wi-Fi,不停放着很躁的英文歌,阁楼的栏杆上挂着几块小黑板,用粉笔画着漂亮姑娘、写着酒水名称,天花板上几排灯罩内壁画着各式花卉。酒吧旁边就是一家名为“iPlanet”的苹果授权店,据进去的记者同行讲,里面还没有iPhone 6s现货。
(The Black Rabbit酒吧)